ME TOO需要反思，但我讨厌只“反”不“思”的人

年初好莱坞me too 搞得风风火火时，我是认定这把火肯定烧不过来。所以7月25日，当我开始在豆瓣看到雷闯话题被豆油加上#me too#标签，真的特别惊喜。

没一会儿，我手机上收到了豆瓣“me too”话题的系统推送，纯白背景上只打了5个字母，反常得连句推荐语都没有。

我想，妈呀，开始了。

当天下午一直到入夜我都特别开心，自己可能成为一个里程碑时刻的见证人，但真正让我激动的是这个时刻。

抽象的是，Me too 这个标签终于在中国被展开的时刻。

具体的是，性侵、性骚扰，终于被环境鼓励进行公开、集中讨论的时刻。

这一时刻虽然是必然的，但也许发生得太快太突然。

大致梳理了一下，其实7月25之前，已有旷日持久的铺垫。虽然Me too 在中国，是公益圈反性侵时被正式冠名的，但以去年阿廖沙为始、不间断的一系列高校性侵曝光事件，林奕含自杀与《房思琪的初恋乐园》大热，以及汤兰兰性侵案、红黄蓝、中学女生跳楼自杀事件，这么多热点扎堆在不到一年的时间轴内。就是如此偶然的火力集中，让关键词“性侵”从没有淡出过公众视野。

终于，7月25日，“me too”来了。我猜想很多中国女权主义者第一次觉得自己和国际阵营接上了轨。

那么我想说说国际“me too”，具体的说是这场运动的源头——好莱坞me too

好莱坞在me too发展时的确走向过失去控制的阶段，当时推特上那种无论有无实锤，但凡曝光一呼百应的风气实在令人觉得可怕。部分演员、明星不负责任，言之凿凿煽风点火的行为也太让人气恼。

虽然中国me too 现状和“发展到失控”显然还不在一个维度，但是围绕[程序正义]和[无罪推定]对me too的反思几乎从网络运动一开始（26日已经有公众号发布相关推文）就展开了。我的确没见过有热点事件的反思声音成形如此之快，这一点本身大概就有值得讨论之处。

这里我只想说说自己对这种反思声音的看法。或者准确一点，是对这种“反思（or 批判）”的声音的看法。

反思可能导向批判，但二者不等同。反思的声音在me too（或任何一场集体性的行为）中非常、非常重要，尤其是当me too 的精神表达形式正在于“鼓励发声”。

鼓励性侵、性骚扰事件的受害者发声，进而赢得社会关注，这在中国甚至全球的语境下都是必要的。但是最关键的问题是，me too的发声者讲述的遭遇大多不是新近发生的，有的甚至需要追溯到十几乃至几十年前，这种状况导致发声者很少能呈出具有完美公信力的证据，在公众面前，性侵或性骚扰（尤其是后者）事件的真实度当然大打折扣。在这种现状下，有人被“诬告”的情况存在吗，我想肯定存在。

面对诬告的可能性，不论是做“多数”和“少数”的区分还是最终进行“牺牲少数人”的选择，都是必须被抵制的。在人权问题上动辄进行量化抉择，是非常可怕的习惯。如果有人说，在这么多性侵受害者面前，有几桩冤“案”算什么，那么在我，这些人背离了平权运动最重要的精神之一。这种精神包涵两个方面，一是“少数”不意味不受保护，二是“多数”与“少数”未必对立。

那么反过来，面对诬告的可能，面对蒙冤者的存在，我们就要批判me too吗？me too运动中的多数发声者拿不出实证是既成事实，我们就能因此否认me too吗？

换句话说，面对一个拿不出自己遭受性侵、性骚扰“实锤”的发声者，我们要怎么办？我们能直接忽视他，或者，叫他闭嘴吗？

我觉得不能。

被诬陷者和me too 的发声者从来就不是二元对立的关系，人们更不需要在两者间做出选择。诬陷受害者的对立方是进行诬陷者，性侵受害者的对立方是实施性侵者。如果网民们真的认为自己可以站在审判者的高度，在给罪人判刑的同时也有权力要求受害者拿出“实锤”，那他们最好也能承担起揪出“进行诬陷者”和“实施性侵者”的责任。

最后我想说的是，反思始终被me too需要，但是我鄙视为刻奇而批判me too 的人。

比如凯瑟琳·德纳芙非要说它妨害了“人类求欢（impotune）的自由”。又比如在批判前首先肯定了me too的意义，却又把这种肯定圈定在“政治正确”的范围中，仿佛不知道这个词早已包涵着负面语义。我觉得前者有点蠢，后者有点坏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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